2024年6月7日下午15:00，由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人力资源部（教师发展中心）主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人文前沿跨学科研究团队承办的教学发展论坛第二十八讲、外国文学文化云山讲坛第二十讲在广外白云山校区第七教学楼607室顺利举行。本讲座由武汉大学哲学学院贺念副教授主讲，广外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李日容副教授主持，讲座主题为“‘美是那最耀显、最令人出神的’——论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美学的现象学阐释”。广东外贸大学西方语言文化学院云山领军学者于奇智教授作为特邀评议嘉宾，武汉大学哲学学院王咏诗副教授、华南师范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凤娟教授、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教育学院邝红军博士作为与谈人参加了此次讲座，此外还有来自校内外的十余名师生以及社会公众人士参与本次交流。

贺念副教授现场主讲

贺念副教授认为海德格尔批判了传统的主体性美学，即在表象性思维的层面上将美理解为感受、体验的对象，并通过判断（评判）而得以表达，这种思维模式“限制”了审美主体与审美客体源初的直接交互与融合，从而无法达到现象学彻底面向实事本身的方法（原则）的要求，即无法“让自身显示者如其从自身出发所显示的那样，从其出发而被看见”，并由此将美与真从根本上对立起来。海德格尔借助对柏拉图美学的现象学阐释，阐述了美与真作为差异性存在的基本存在关联，描述了美作为存在真理之耀显，美自身美化，而非人的主观体验、客观对象及其性质、理念的感性显现以及感性实践活动的创造等的现象学存在论的美学观。贺念副教授指出在海德格尔看来，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阐述的神、木匠和画家所“制造”出来的床并不是三种不同的存在者之床，毋宁说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显示着那唯一的作为源初之真的床，虽然艺术的摹仿相较于工匠的制造与存在的源始之真隔了两层，但由此却表明艺术与真的关系并不是一种分裂（Zwiespalt），毋宁说是一种（虽然有着等级差异的）距离（Abstand）的关系。而在《斐诺篇》中，海德格尔认为柏拉图所阐述的美具有“二重性”，即一方面美在感性上是“最耀显”的东西，从而容易吸引人，并激起人的爱欲；另一方面它也是“最令人出神的”，即能够引导人离开感性领域而向着源初的真进行超越。鉴于此，美便成为从存在者层次的耀显向着存在自身进行超越的桥梁。因而比通过有关正义的具体的‘存在者显象’通达其作为源泉的正义的源初存在更容易，因为后者是暗淡无光的、不吸引人的，也比虽然与存在之真有着本质关联，但其自身并不具备自己的显象领域的实践智慧更具优先性。由此海德格尔将美提升到了作为克服西方形而上学最根本的存在遗忘问题的“药方”的地位。众所周知，胡塞尔区分了感性直观与范畴直观，但他没有谈论审美直观的问题，而海德格尔则将美作为了由胡塞尔所开启的“对存在（X ist Y）的直观”最好的实现途径，并体现在其有关梵高《农鞋》以及丢勒《野兔》的现象学美学的分析之中。在海德格尔看来，真和美本质上都与同一者即存在相关联，其“同属一体性”体现在两者都是使存在敞开出来并且使之保持敞开。但两者同时也处于一种“广义的分裂”亦即“令人振奋的分裂”关系之中，即真“并不参与感性领域”，毋宁说“从一开始便疏远感性领域”，“相反地，美则是进入感性领域之中，又从感性领域逸离出来的令人着迷的向着存在的出神”。因而两者是有差异的同一，但这种同一并非是可被统摄于更高概念的“统一”，毋宁说两者都是对作为无蔽的存在之真理的敞开，而只是敞开方式的不同。而在海德格尔对柏拉图的“美是存在之耀显”的创造性转化中，艺术自身成为了存在的耀显，亦即它是“美”的实现，而非是“表达”美的一种手段或途径。因而美并非是达到了某种外在的尺度或者普遍的标准才是美的，毋宁说“成为自己”/“实现本真性”，就是实现真正的美。鉴于此，海德格尔实现了“对美与人之关系”的重建：即一方面美规定了人，提升了人，而非人是美的评判者或美的创造者；另一方面也彻底化了现象学美学，即它不仅仅是指用现象学的方法来研究艺术，毋宁说艺术即为现象学（存在论）本身，由此也可视为是现象学美学的完成。

于奇智教授现场评议

在评议阶段，于奇智教授分享了自己的一些切身体验来“印证”讲座所指出的美之耀显是一个活生生的过程的观点，并且提出了如何达到一种源初的真理体验，艺术、真与美三者之间的关系，真善美是否能够达到一种源始的统一，以及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美学与法国现象学思想之间的一些区别与关联等问题，李日容副教授提出了现象学美学与康德提出的审美无利害性的关联的问题。

贺念副教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仔细的回应。

首先，他认为审美无利害的问题与现象学美学的关联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他指出后康德美学如叔本华、尼采以及当代的现象学（环境）美学家如阿诺德·柏林特（Arnold Berleant）等都对康德的审美无利害性思想进行过批评，尤其是柏林特深受现象学与杜威实用主义的影响，将美学理解为一种参与美学或介入美学，亦即他认为人与环境是交互融合的，而审美经验是在一定的审美场域中发生的，而人文文化也会嵌入主体的审美结构之中，因而审美一定有主体的“主观”投射，从而并非像康德所认为的那样美之为美只是形式上的。因而与康德强调美与真（知识）的分立，强调审美的静观和无利害性是很不相同的。贺念副教授认为现象学美学无疑强调一种主客相融的审美经验，但他认为在其中依然存在着审美无利害性的问题，从而有别于柏林特的观点，并且他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释和澄清的问题。

其次，贺念副教授认为海德格尔对艺术与真、美与真之间的关系的理解不同于柏拉图对其的分析，海德格尔对艺术的看法是非常正面的，认为艺术与真是一种并列的关系，比如他认为艺术的本源就是真理之设置入作品之中，就此而言，古希腊的有关艺术与真之间的区别的观点并没有被海德格尔所接受。事实上，从某种意义上说海德格尔可能是更倾向于黑格尔的美学理解的，与康德认为自然美是真正的无利害的观点不同（因为康德认为艺术美往往带有功利性或受到概念的影响），黑格尔认为艺术表达了精神，因而要从艺术来理解美。

再次，贺念副教授认为从海德格尔的观点来看，他应该同样提倡真善美之间是不应该有顿号隔开的，比如在他的名篇《筑•居•思》（Bauen Wohnen Denken）中，标题里的三个词之间便是没有任何标点符号分隔开的。换言之，三者是合一的。对于海德格尔来说，实现诗意的栖居并非是要找到一个很高级的房子，而是我们要学会思想。比较清楚的是，在海德格尔那里，真与美是并置、同一的（正如讲座中所指出的那样），亦即它们之间不应该有顿号，但是善与真及美的关系到目前为止还不是十分清楚，学界的探讨也相对较少。但海德格尔在中期思考艺术，其实是连带着思考政治学以及传统的伦理学问题的，由此我们可以说在海德格尔那里同样有善与美的合一。海德格尔认为传统伦理共同体的真正建立实际上是由诗人完成的，公共的伦理道德和政治生活，要以我们对世界的源初理解为前提，如果技术宰制的集置思维模式不改变，一种好的本质性的生活是难以实现的。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要开启对思想的理解，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真正奠定一个共同体的本真性的生活方式的前提，从这个角度上说，诗意的艺术便具有了政治的含义。在海德格尔中期的思想里有一种元政治学，与这与海德格尔对美与艺术的思考是紧密相联的。

此外，对于海德格尔来说，艺术打破了现有的科学展现存在的方式，因而从艺术与存在的源初关联来说，艺术的“地位”在海德格尔这里被极大地提高了。但当代法国的解构主义现象学家们如列维纳斯和德里达在有关艺术与存在之关联的问题上，则既批评海德格尔，也批评了柏拉图。首先，他们也赞同海德格尔，即艺术并不像柏拉图所认为的那样，比如在对真的呈现中，作为艺术的床的呈现比现实的床的呈现要少，毋宁说艺术展现了更多的不同于现实的可能性，亦即艺术展现的意义更加开放。但他们对于海德格尔一直执着于艺术与源初存在的关联，并且认为科学不展现源初存在的观点也不太同意，他们认为在展示源初存在的方式中，艺术只要展示得比科学或比其它途径更多就可以了。换言之，艺术在作为展现源初存在的方式中只需要展现得更多，而不一定是唯一的或者是比其他的方式更加优先的方式。巴迪欧便认为真具有四种根本不同的展现方式，它们是艺术、科学、爱与政治，这四种方式是各各不同的，但艺术并没有优先性，艺术只是表达了不同的展现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巴迪欧消解了海德格尔一直所追求的存在的同一性，就此而言，海德格尔也还有“传统”的一面，即他不是一位彻底的解构型的哲学家，而后来的法国现象学家正是在进一步解构的意义上对海德格尔的思想做了发展和推进。

贺念副教授还指出，源初的主客融合的审美经验的发生的确是需要时机的，而探究这种发生的时机条件应该是我们下一步的工作。比如德国当代美学家格诺特·波默(Gernot Böhme)的气氛美学便提出要营造一种审美气氛。但无论这种时机发生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如果哲学的任务就是要追问可能性的条件的话），它都应该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关联起来。而在海德格尔之后，就我们现代人所处的这个技术文化社会的环境来说，我们应当从人的现实生活的这样一个历史性背景出发来思考这样的可能性的条件。

在讲座的与谈与讨论阶段，邝红军博士分享了他多年所从事的美育教育实践的体验与心得，并提出了如何从主体性美学美育到存在论美学美育的转变、实用主义的美学与现象学美学的关联与区别、存在论美学对丑的规定、存在论美学与存在主义美学的区别以及美与政治思想的关联等问题。

邝红军博士现场提问

贺念副教授对以上问题进行了仔细回应。

首先，他认为如果美是存在的耀显，那么每个人便都有各自的耀显，因而每个人都彰显其的完满的本质性的存在就叫做美，相反，丑则是人没有彰显他自己，或者说丑是人以非本真的方式来彰显他自己。而这种存在论的美学观对美育的启发便是，它意味着我们不能离开人的本真性存在，用某个外在的标准来规定或要求他。比如对待一棵原本是桃树的树，人们想的应该是如何让这颗桃树更好地以桃树的方式存在和生长，而不是试图去改变它，比如让它成为一棵别的什么树。由此如果阻碍人的本真性发展，那么这便叫做丑育。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存在论美学对丑的一种理解。

“存在论”(ontology）与“存在主义”（existentialism）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存在自身的展现或者对存在的研究，后者指的则是对人的生存问题的哲学研究，existentialism或许更应该翻译为“生存论”，比如加缪的一些思想可被视为生存论美学。

杜威的实用主义与现象学确实有一些相通之处，比如他也反对主客二分，主张主体和客体事实上都是在一个经验里展现的，并且审美经验和生活经验就是同一个经验，但就此而言，他与海德格尔是有区别的，因为后者恰恰强调日常生活与艺术之真的区别，而杜威更强调经验的连续性，强调艺术经验就是我们的生活经验。但是日常生活与美还是有界限的，否则什么都是美，那也就没有美了。

讲座现场

而有关美与政治思想的关系应该是当代美学最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并且美学在政治哲学的研究中也应该有其位置。传统观念所理解的美是一种逃避现实的东西，但我们今天的美育要谈的恰恰是美如何现实化的问题，而且通过审美的途径来实现人的某种自由，事实上比通常的政治解放或许更具有直接性和现实性。因为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大概不太容易打破现代的技术集置的支配与宰制以及资本逻辑的统治，但审美经验却可以在现实中发生。从这个角度上说，美学应该界入政治学，界入当代现实的生活之中，并且贡献其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