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AI创作成为文艺领域的热门话题。11月28日，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文学文化研究院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编辑部共同举办了以AI辅助创作为主题的机器人&AI人文工作坊。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广州大学、西安外国语大学以及《花城》编辑部的青年学者、作家以及编辑在此次工作坊期间发言，来自大连理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中国民航大学等大学的学者也参与了此次工作坊。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中国语言文化学院的罗长青老师认为，人工智能正在深度参与创意写作，AI已经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工具，而是开始扮演创作伙伴的角色。具体来说，AI可以充当知识库，帮创作者调取跨学科、相互关联的资料；可以激发灵感，理解创作者的想法后提出多种构思方案；可以当编辑助手，高效完成文本校对和结构调整；甚至还能做写作导师，通过分析风格、给出即时反馈来帮助创作者提升能力。从技术角度看，指令响应、智能辅助、伙伴协同、数据驱动、自动化生成这些模式交织在一起，形成了新的写作实践图景，也在不断改变创作者和文本之间的关系。AI创作也带来了核心问题：谁是作者？什么算原创？著作权归谁？责任该谁来承担？现有的法律和伦理还没能很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总之，人工智能在提高创作效率和拓宽表达空间的同时，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创作的本质以及应该如何建立AI时代的创作秩序。
南方科技大学杨果老师认为，在当前AI普及应用的过程中存在一个“有无之辨”的问题。一方面，“AI赋能”日益成为某种社会共识，AI似乎无所不在；另一方面，由于AI、尤其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极速应用与推广，很多用户实际上缺少一个必要的对象认知与技术消化的过程，因而导致使用时并未发掘出生成式人工智能真正的潜力，对于大语言模型的工作原理和AI的技术迭代也不甚了然。这一“混沌”状态导致了AI应用中种种“名”“实”不副的问题，但在AI赋能文学创新的探索领域中，也为人们带来了由“名”入“实”的方法论启示。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定义为类人主体而非技术工具，以对话而非“指令”的视角重新思考人机交互时人与AI互相合作而又交相辩驳的过程价值，可以构建一个“四‘手’联弹”的文学创新模式，为智能时代的文学创作打开新的空间，探索新的可能性。
广州大学张颖老师的讨论始于回顾凯瑟琳·海勒斯对人工智能的命名，并引入“技术共生”概念，以革新我们对AI写作的认知。海勒斯的观点是去人类中心化的，它并非预设AI是拥有自由意志的理性个体，而是提出所有有机体（包括人类和AI在内的计算媒介）都从环境中接收信息、解释并作出回应。这一视角将人类、非人类和计算媒介视为共同形成的信息流通集体，打破了人/机对立。海勒斯认为，在一个“认知集合”（cognitive assemblage）中，认知和决策制定都是分布式的。因此，数字生成的语言和人类语言一样，都是认知实体以物种特定的方式处理信息和创造意义的结果。至关重要的是，要关注这些不同语言和认知实体之间的关系。这一转变可能对文学产生深远影响。张颖由此提出“对话式文学”的设想：在人工智能时代，文学不应该沦落为人/机竞争场域，相反，可以设想一种呈现AI与人的思维互助、交锋的文学形式。呈现人与AI之间不断反馈、追问、解码的交互记录。这使得写作从单纯的产品制造，提升为一种呈现语言生成过程、具有诗学深度的“对话”文学，展现技术共生关系下的开放性未来。
青年作家、文学编辑梁宝星以自身实践为例，分享了使用AI进行小说创作的实验。AI能迅速将模糊概念具象化，如同一位“博闻强识、永不疲倦的超级秘书”，但其产出仅是数据库的“最优解”组合，AI生成的作品往往具有词汇密集、意象堆砌的特点，缺乏流畅的、人性化的叙述腔调。另一方面，他承认AI在诗歌等文体上的组合能力惊人，甚至“比百分之九十的人写得好”。梁宝星表达了其最深的忧虑：AI正从一个工具演变为一个“危险的镜像对手”。他将AI比作数字时代的“巴别塔”，试图统合所有叙事模式通往“完美故事”。他认为，如何在使用AI的同时保持警惕，避免被其“吞噬”，是当下创作者面临的最深刻的现实课题。
中国人民大学外国语学院博士后万兴以《AI之兆：论20世纪西方文学的“自动写作”技术想象》为题，从文学史层面对人机协作这一话题展开讨论。他认为自动技术在20世纪的高度发展，为自动写作的文学化展开提供了历史性机缘，而莱维、莱姆等作家对自动技术发展所作的文学描写，正可以与海德格尔、马尔库塞等同世纪思想家的技术哲学批判形成呼应。由此，面对当下受到高度重视的人机协作模式，创作者们或应探寻一种有利于文学良性发展的技术改良主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文艺学博士生梅哲以“作者之死”理论为批判对象，以生成式AI为基础的思想实验为方法，为作者的存在论身份进行辩护。他认为对罗兰·巴特“作者之死”理论的质疑无法得出对作者的肯定，作者的身份重建需要直面罗兰·巴特的理论界线。通过“罗兰·巴特打字机”思想实验，梅哲试图证明，存在一个坚实的、不可解构的“最小作者”，根基于“对于人的关切”。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作者不能死。
西安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李一雷，以《人工智能与文学的“新异化”》为题进行了发言。人工智能正从一种革命性、颠覆性的技术方式深刻地改变着社会与文学。智能科技在现实层面或隐或显地宰制着作家和文学的本质，文学出现了明显的“新异化”。智能机器人写作打破了人机界限，成为时代文学最重要的难题。她认为，当下首先要充分正视文学的“新异化”问题，并从人工智能的宰制与文学的“新异化”、人工智能写作机器人对作家及文学本质的冲击、优化人工智能所导致的文学“新异化”的可能途径三个方面，进行了解读，试图为智能时代文学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学理思考。
工作坊合影
